我的母亲王钦明，1939年入校就读贵医，1944年从这里毕业，从此开始了她一生的从医经历。

晚年的母亲偶尔会给我们讲起当年在贵医学习的往事，那是战火纷飞年代的一段岁月，母亲的回忆里却少有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多是青年学子的朝气、友情与求知的渴望。我常被她所提及的老师们所震撼，他们是一代大师级的人物，值得永远纪念并尊崇。从她每每谈起这段往事的神态语气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这段求学经历对她来说是一种自豪、更是一份幸运。

正是这种感受，促使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母亲年事已高，她的记忆有限。于是，我走进贵医校史馆，翻阅资料，尝试着走近国立贵阳医学院当年的那段历史，与其说是帮助母亲回忆往事，不如说是完成自己的一次心灵旅程。它不仅是我母亲当年的一段求学经历，也是一个民族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一种顽强抗争，一种对自己民族寄予无限希望的努力。

唯有教育，才能兴国育人才，不论平时与战时。

（一）

1937年，是中国人永远忘不了的一年，卢沟桥发生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开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这样记述道：“‘七七’变起，平津沦陷，南开于七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大部分校舍惨被敌机轮番轰炸焚毁，是为国内教育文化机关之首遭牺牲者。数十年经营的学校毁于一时。”此时，华北已岌岌可危，“整个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战争已经威胁到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刚刚起步的现代高等教育。

那一年母亲从北京慕贞女中高中毕业，考取了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她回山西老家探望父母，然而就在她返京的途中，铁路被炸断了，进京的路堵死了，刚刚考上的大学念不成了。大批的人开始逃往后方，一心求学的母亲只好随着躲避战乱的人流一路南下，辗转奔波，她成了流亡学生。

此时，许多志士仁人意识到“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尤其对于一个动荡、混乱、贫瘠又处于战争中的中国。南开大学被毁后，教育部命与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合并迁往长沙，称临时大学，后复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一页。

这一年的夏天，日军入侵北平，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现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43岁的热带病学专家、留英博士李宗恩，应教育部之邀正在南京商议成立武汉医学院。不久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战斗极为惨烈。李宗恩随即赴上海组建难民医院，救助难民与伤兵。当年十月交通恢复后，他即返回协和辞职，离开了他热爱的实验室和课堂，奉命南下筹备武汉医学院。他曾对自己的家人说，一旦协和插上了日本人的旗帜，我即使再热爱我的专业，也绝不会在日本人手下做事。

由于战事吃紧，武汉很快也沦为战区，国民政府决定将医学院改建在更为安全的西南后方——贵州贵阳。此时李宗恩接受了新的任命——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

贵州以多山著称，一入贵州，便是望不尽的山岭峦嶂，走不完的山路，艰险而使人惊惧，这是所有初入贵州的人最先感受的。一些在抗战期间从沦陷区转辗去贵州的文人，对此曾有过真切的描述。施蛰存1937年在《西行日记》中这样记述：“中国之山，皆在黔中，此昔人之言也。车入贵州境后，即终日行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忽然在危崖之巅，俯瞰深溪，千寻莫止，忽焉在盘谷之中，顾瞻群峰，百计难出。险峨之状，心目交栗······”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道天然屏障，使得这所在抗战中诞生的国立医学院得以在贵阳建立。

（二）

战时的流亡学生渴望能够恢复自己的学习，也渴望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为国效力。国立贵阳医学院的招生吸引了他们，分设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贵阳等五地的招生处，迅速接收了300多名来自全国二十多省份的流亡学生，他们有的是失学的医科学生及护士、助产士学生；有的是在其他院校就读的学生。母亲考取了这所学校。与她年龄相仿也走入这所学校的还有来自上海的广东姑娘陈鮇，来自东北的袁佳琴，来自湖北的刘美潮等。日后，她们成了同学，再往后，她们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母亲和她的同学们。前排左三为母亲王钦明，右一为袁佳琴阿，左一为陈鮇阿姨，二排左一为刘美朝阿姨）

当年，去贵州的路虽然艰难，然而，老师们兵分四路，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辗转数月，安全的把学生们带到了贵阳。此时，身为贵州省教育厅长的张志韩已经奉命在贵阳找到了临时校舍即两广会馆和三圣宫作为暂且安置地，可容纳近千人。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临危受命的李宗恩担任了院长，他满腔热情的开展工作，凭着他的崇高威望，从协和等院校延揽了多名国内一流的教授，以解师资的不足。

每当回忆起李宗恩，妈妈总是浮现出一种敬仰之情。九十多岁时，她对李校长的印象依旧是清晰的。“他从美国回来，打领带，讲英文，很厉害。都叫他C·U·Lee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从协和请来不少教授给我们上课。”

朱章赓教授来了，他1929年毕业于协和，是全国知名的公共卫生学专家，原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并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他在国立贵阳医学院担任公共卫生学教授。

协和的杨崇瑞教授来了，这位全国知名的妇产科专家，担任了贵阳医学院第一任妇产科主任教授。

武汉大学的汤佩松来了，这位生物化学教授，成为贵阳医学院首任化学科主任、教授和第一任训导主任。

全国知名的外科专家沈克非，他原是中央医院院长，协和医学院教授，此时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特约外科教授。

湘雅医学院的张孝骞院长也来了，这位全国知名的医学教育家和内科学专家，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学教授，在贵阳医学院兼任特约内科学教授，还亲自主持贵阳医学院首届毕业生的内科学毕业检验。

协和的内科学教授贾魁，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第一任内科学主任、教授，并任第一任教务主任。

全国知名的内科血液病学专家杨济时教授，1926年毕业于协和，在贵阳医学院任内科主任、教授，兼任总务主任，后来成为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创办人。

王季午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全国知名的内科传染病学专家，来到筑城，在贵阳医学院任内科学主任、教授，并历任教务主任、附属医院负责人和学院代理院长。

还有郭一岑教授，全国知名的心理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任人文科主任教授。

李漪教授，曾在北平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陕西联大任教多年，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病理科主任教授。

林绍文教授，全国知名的生物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生物科第一任教授。

严镜清教授，1932年协和毕业，全国知名的公共卫生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第一任公共卫生科主任教授。

尹觉民教授，曾任中央军医学校教授，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第一任解剖科主任教授。

柳安昌教授，1928年协和毕业，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第一任生理药理科主任教授。

侯宝璋教授，全国知名的病理学专家，曾任华西大学病理学教授。在贵阳医学院任病理科第一任主任教授。

张昌颖教授，原任协和医学院教授，在贵阳医学院任生物化学教授。

沈隽琪教授，全国知名的生理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担任生理学教授。

王志均教授，全国知名的生理学专家，任贵阳医学院生理药理科主任、教授。

杨静波教授，全国知名的外科学专家、在贵阳医学院任第一任外科主任教授。

杨铭鼎教授，在贵阳医学院任卫生工程专修科第一任主任教授。

等等，等等。

这些教授大多有留学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现代医学各门学科首屈一指的人物。因为当时的李宗恩院长来自协和，而当时协和医学院在此任教的教授又居多，所以有人把战时贵医誉为“小协和”。国立贵阳医学院成为当时很多年轻人向往的地方。当时已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的陈鮇阿姨因仰慕国立贵阳医学院的协和式教育，毅然从上海来到贵阳。

（三）

1938年6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开课。当时两广会馆大部分作为教室、实验室及图书馆，三圣宫和华严寺作为学生宿舍。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李宗恩校长亲自制定了校训：“诚於己，忠于群，敬往思来”。他说：“惟能对自己忠实，乃能言治事治学，欲建设合于中国内地政治经济情形之公医制度，尤须具有服务人群的精神。历史教训，故应重视；但我国千余年来拟古之恶习，实应纠正。建设新中国，仍应以现在及未来之社会趋势为准则”。

校训体现了一所学校的办学宗旨，犹如一面旗帜，指引着刚刚诞生的国立贵阳医学院。

据校史资料记载，当时医科即医本科，修业年限6年，招收的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理学院或医学院肄业生，经编班实验，编入相应年级。学生修完五年级教学计划规定学分后，第六年进入毕业实习1年。医本科的课程内容有：战时救护、国文、外国文、物理学、生物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心理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神经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细菌学、物理诊断、实验诊断、寄生虫学。这21门课是医本科的前期课程设置，采取学分制。后期课程有：内科学、变态心理学与心理卫生、小儿科学、皮肤花柳病学、精神神经病学、外科学、实验外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矫形外科学、泌尿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公共卫生学、内科病房实习、外科病房实习、妇产科病房实习、内科门诊实习、外科门诊实习、公共卫生实习、产科门诊实习、还有选科和放射学。一共23项，妈妈和她的同学们有幸在战争年代接受了完整严格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

当时贵医的这种教学体制仿效美国，并受到英国医学教育的影响，在教学计划、教材使用、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教学规章制度等方面，大部分吸收了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秉持协和精英教育的一种理念。由于教授们在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医学理念先进，教学实践和临床经验丰富，使学生们获益匪浅。更为可贵的是教授们在教学上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为贵医开创了严谨治学、严格训练、艰苦简朴的优良学风。在教学方法上，他们强调启发式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和独立工作能力，同时还非常注重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相当一部分教师在课堂上和临床上直接用英语进行教学，并将英语列为第一外国语，德语为第二外国语。教授们授课风格各异，虽然是战时，贵医的教学质量始终保持在一个高水平。这种一流的教学给学生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并打下坚实的医学知识基础。母亲后来成为医学院教授，她的授课风格备受学生称道，与她在贵医所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

教授、实验设备、图书馆是一个大学应有的三种资源，当时刚开学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实验设备和图书都很缺少。然而，在这些专家教授眼里困难是暂时的，教材一时紧缺，老师们凭着自己扎实的学问，口授给学生；学生们在课堂上认真记笔记。校史馆里展示了一份颜色已泛黄，然而字迹绘图却极为精细的课堂作业笔记，那是妈妈的好友、贵医48届毕业生，曾任沈阳军区陆军总院神经内科主任、教授的姬子卿伯伯所记。七十多年过去了，姬伯伯当年在显微镜下的这份作业仍在激励今天的学子。有的教材仅有少量的课本，学生们便轮流阅读，有的同学排到了深夜，马上起来抓紧时间看书记笔记。

实验设备少，老师们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制作，他们制作的一些设备还参加了当时贵州省举办的手工制品展览并获奖。图书有限，老师们通过关系到处联系，并在国内有关单位商借，有出国的机会，便顺便购买。

在有精神追求的人面前，任何物质的困难都是暂时的，都是可以改变的。

（四）

妈妈还记得当时在上各门实验课时老师们的严格要求。比如生理学实验时老师要求学生对实验动物像对待病人一样，要按正常的手术程序，认真进行操作，绝不可马虎从事，在注射药物进行观察时，药品和剂量一定要精准核对，不得有误，所描绘的记录图像，一定要精确，有些报告的绘图纸上要用彩色铅笔标明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同时还要用英文加以标记，否则重做。学生写的实验报告，老师批改为不合格的一定要重写，否则不记成绩。校史上曾记载，当时有一位田姓同学，在生理学实验课作记纹鼓蛙腓肠肌的疲劳曲线实验，他所做的曲线描绘合格，只是边上多了一道白线，柳安昌教授检查认为是废品，令其重做，至今田同学仍保留着这份记录，表达他对老师的敬仰和怀念。

学生进入临床教学实习时，分得见习病例之后即须写好完整病历，并要求全面系统。病历写好后交指导教授当面进行批阅，如果字迹潦草，词语不通顺，询问的病史或体检不系统不全面，甚或有错误，都被老师一一指出或改正或重写。

学生进入毕业实习阶段，则更为严格地按照实习医生的要求来做。实习生24小时值班制，每个实习生每天不论收多少病人也不论病人何时入院，在第二天早上8点主治医师或主任查房前，一定要写好完整病历同时完成三大常规化验。如果病人诊断为疟疾或回归热，必须在血片上找到疟原虫或螺旋体，让主任检查证实。“当时杨济时老师查房，大家都很紧张，看到你病历写的不合格，他会很厉害的”，妈妈一直记得杨济时主任查房时的情景。她记得有一次一位实习生的病历没有写好，杨济时主任看后即刻摔了过去，当场批评，毫不留情面。当时在场的学生都很紧张，但他们也永远记住了这一幕，因为，医生要对病人的生命负责，来不得半点的马虎!

正是这位杨济时，^]1926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留学美国，后任哈佛大学研究员。1932年和1934年，两次赴美国考察，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手段和设施。归国后，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湘雅医学院教授、教务长，在李宗恩的邀请下这位知名的内科血液病学专家来到贵医，任内科主任教授兼任总务主任，后来是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创办人。

1939年，贵医建校一周年时他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对学生们说“你们都是医学生或护士，我想大家对于这两个名词一定要有相当的认识！诸位要知道，你们所选择的这项事业，它是由生命寄托着的职业！这种职业在世界上是最有兴趣的一种，所有执行着这种职业的人们的生命应该是最丰富的！”

“由生命寄托着的事业”这句话让母亲记了一辈子。

在国立贵阳医学院，几乎每位教授都曾对学生讲过这样语重心长的话。

我想到关于著名医学家教育家张孝骞的一段往事，他曾在国立贵阳医学院任教一段时间，当年他曾是湘雅医学院院长、内科学教授。对于不勤奋的学生，他会暴跳如雷，对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当面训斥，甚至把写的不合格的病历摔在地上，绝不顾忌什么面子。然而在给病人看病时，他总是亲自用手给病人查体，手法复杂，哪里深，哪里浅，位置、角度都有考虑。他认为听诊器是帮助医生了解病人最直观的临床感受，不管现代医学的检查手段多么丰富，他都认为不可取代临床直接观察，而且每次听诊前，他都要用手把听诊器焐热再放到病人身上。他说，我看了一辈子病，我总觉得一个医生不管他的本领多么高，他对病人病情的了解是无限度，无止境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病人把身体生命都交给了我们啊，我们怎能不感到恐惧呢，他把“戒、慎、恐、惧”视为自己一生行医的座右铭。当年，他曾在李宗恩院长的聘请下，在贵医作客座教授并为首届毕业生作内科学毕业检验。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关于教育的那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时的国立贵阳医学院虽未有大楼，却有大师也。

（五）

1940年2月2日，是国立贵阳医学院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这一天晚上，首届毕业典礼在学校的敬思楼举行。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校门扎了松柏彩牌，挂有两副对联，为“毕业即始业祝诸君鹏程万里”“新生继旧生看吾校异彩常留”。李宗恩院长做了充满感情的致辞：“诸位在此艰难困苦的非常时期，修毕大学医科的学程，得到医学士学位，我热诚的向诸位道贺。但是从我的职务上，以及对于诸位的私谊上，都感觉彼此相处的时间太短了。我对于诸位有无限的希望，在诸位毕业离校的时候，愿意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心得来贡献给各位”，诚恳的语气，谆谆的教诲，令许多毕业生终生难忘。从贵医校史中我找到了当年李院长的这篇讲话。

“我们无论求学、办事，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

“仅有科学的态度还是不够，如果没有一种动力，所谓成就与进步还是没有把握的。这种动力必须有健全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的人才有。”

“我以为一个人能够有一种固定的事业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达到健全而有意义的境地，因为有固定的事业欲的人必然是意志坚定的，必然能够不惜牺牲为他的事业向前做艰苦的奋斗，”

“这样的人，他一定能够从他的事业中得到满足、得到他特有的乐趣，他活一天觉得有一天的意义，他的心境永远是乐观而积极的。”

李宗恩先生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怀有理想抱负的人。他16岁入读上海震旦大学学法语，两年后（1911）赴英国留学，1920年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毕业，1921年获伦敦热带病和卫生学院热带病学证书。1922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他回国受聘到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工作。在协和工作的14年中，他潜心热带病学研究，并为我国培养出一代本土热带病学研究人才。他是我国著名的热带病学专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44岁那年他被任命为贵阳医学院院长并任热带医学教授，在贵医工作了9年，直到抗战后的1947年调任北平协和医学院主持恢复在战争中被关闭了6年的协和医学院，成为协和第一个有实权的中国籍校长。他曾在1939年7月1日的国立贵阳医学院的第20期院刊上发表题为《为什么提倡健全生活的文章》，他激情地写道“我们生在这样的大时代中，我们要能够担负起抗战建国的使命来。”“我们要提倡的是生理健全，心理健全和精神健全的健全生活。”“如果要在这三方面中指出哪一种比较重要的话，我的想法应该是‘精神’”。

“精神”二字一直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贵医的老师们所提倡的。朱懋根教授1932年协和医学博士毕业，1939年起在贵阳医学院的外科任教，他在学校的演讲中曾这样激励过师生：“希望全国上下，步调一致,打起开发的精神,鼓起创造的毅力，突破一切困难，一面尽量吸收外来的成果，一面还得努力一已的建树，养成人人有开发的精神，创造的毅力，来救国救已。”朱懋根教授还说“至於医药学术，本是最复杂的科学，欧美各国，已早有基础,新的发明,虽是方兴未艾,而在应用方面，还在感觉不够。反观我国对新医药学术,还落后得很,几十年来多方努力的成就，并不算多，还需要我们医药学界各守岗位，脚踏实地，加倍努力，发挥开创的精神，迈步前进，务以救大众於水火，臻於康乐之境为目的。”

这也许是贵医的许多老师当年奔赴到这里的一种追求，他们既是某一医学领域的专家，又是有独立思考的教育工作者，在抗战艰苦的日子里，他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今天看来，他们在当年讲的这些话是有何等的眼界和胸怀——早已跨越眼前的战争，看到的是今后国家医学事业的长远发展。

（六）

那时的贵州虽然是后方，可日本人的飞机时常来轰炸，1939年随着战事吃紧，敌机不断空袭贵阳，这一年的2月4日，正是农历的腊月十六，发生了贵阳历史上最为惨重的‘二、四’大轰炸，上午十一时后18架敌机飞向贵阳，进入市中心上空，投弹120多枚，被炸面积大体占贵阳市区的七分之一，市内的繁华街区成为断垣残壁，一些文化单位被炸毁，这次轰炸也摧毁了贵阳医学院的许多校舍，为了保护师生，学校临时迁到市郊六广门外的空地上搭建临时院舍。在此之后，敌机又多次窜扰贵阳上空，不时投下炸弹。

跑警报，迁徙，成为当时贵医师生的家常便饭。学生们和老师随时都要跑防空，记得妈妈老年时多次笑着说道，“那时我们年轻，跑的也快，警报一响，老师就让我们往外跑，跑的可快了，年轻啊！”我们问她怕不怕，“不怕！后来都习惯了”。此情此景，恐怕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当时随父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校区生活的宗谱回忆道“八年抗战，七年在昆明。其中四年几乎天天要对付空袭。轰炸，是我少年时的音乐；跑警报，是我少年时的运动”。

位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贵州，海拔在1000米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月平均气温3-6度，七月平均气温22-26度，年降水量1000-1400毫米，是我国冬春阴雨天气最多的省份。当时的临时宿舍六广门“住得很艰苦，是草房，下雨天屋子漏雨，刘美潮阿姨和我住上下铺。我和陈鮇阿姨两人挤在一个铺上”，“冬天冷的时候，都是烧木炭，一个火盆，用它来取暖，”妈妈回忆道。贵医这段患难与共的经历，使妈妈和刘美潮、陈鮇阿姨三人成为一生的知己，几十年书信往来彼此牵挂，直到她们的终年。

尽管当时的学习生活很艰苦，但年轻的生命永远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妈妈常记起当年她如何从陈鮇阿姨那里学会了剪裁，自己动手缝衣服，直到晚年，妈妈还能亲手为她的孙辈剪裁小衣服。战时的食物是紧张的，尽管贵阳是后方，生活条件依旧很艰苦。妈妈一直记得当时贵阳街上卖的一种煮毛豆，“整个一枝，我们就拿在手上，边走边吃”，她还记得与好友两人分吃一块糍粑的往事。她说那时如果有家在贵州的同学回家带回一点好吃的分享时，大家高兴地就像过节一样。由于学生大多来自战区，经济来源断绝，当时学校一律免收学费，并分别核借贷金。妈妈一直记得“当时念书是不交钱的，主要是对我们这些逃难的学生，但要有证明。每个月政府发6块钱，够用。东西很便宜。后来钱不够花，我还卖过自己的旧衣服”。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老师与学生们积极乐观，共克时艰。

艰难困苦，玉如汝成。

（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

当年抗战伊始，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梅贻琦先生曾充满信心的对清华大学的师生们说“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形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家虽弱，正气不可不存”。

李宗恩、杨济时、朱章赓还有其他众多贵医的教授学者，他们以自己的实践再次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是有一个较大规模和显著的教育家群体，因为每一所大学的成长都与教育家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李宗恩等之于国立贵阳医学院······无论是国立、省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教育家有各不相同的文化和教育背景，其主体是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这些大师正是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他们在不同方向上的可贵探索，丰富着生长中的现代教育文化。他们薪火相传，使作为外来文明的大学精神，逐渐在华夏大地生根，形成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文化。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实践，成为早期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战火来了，他们毅然选择南下，尽管大西南的条件艰苦落后，但他们宁肯在自己的天空下吃苦，也不愿在敌占区苟且的活着。他们在极其简陋、艰苦的环境中传薪播火，弦歌不缀，在惨烈的抗日战争中结出了最丰硕的教育之果。这种努力成为现代教育图史上一个辉煌的坐标，一座真正的高峰。

抗战期间诞生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它的校歌是这样唱的“我武维扬，国势方张，吾校应运，设于贵阳。发扬民族文化，树立科学信仰，适应时代需要，责任在吾党。推行公医制度，保障边民健康，适应地方需要，责任在吾党。敦励学行‘诚’为宝，服务人群‘忠’是尚。展思将来，敬念既往，谆谆校训，毋忘毋忘！”

80年了，这首校歌每天仍会在校园内响起。

（八）

妈妈在贵医的学习期间成绩优秀，实习期间她是总住院医师，毕业后被留到当时成立不久的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做助教。抗战胜利后，她随王季午院长去了浙江医科大学，成为一名讲师，后来去北京协和妇产科林巧稚教授那里进修一年多。1950年她从协和进修结束，响应当时支援老解放区的号召，告别了浙江医科大学来到东北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妇婴医院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妈妈担任了30余届学生的妇产科教学主讲，并组织编写早期学生的妇产科教材。作为老师，她教风严谨，授课生动清晰；学生临床实践中，她要求严格指导具体。作为妇产科主任，从医50余年，她做手术无数，接诊无数。在她从医的漫长岁月里，带领妇产科始终把病人的安危放在首位，中国医大附属二三院的妇产科，不仅是学校医院的重点科室，也在省内国内有较大的影响。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她蝉联了十余届沈阳市政协委员、后任常委。退休后，她积极提倡并参与创办了《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并参与杂志的稿件审阅，多年任该杂志的名誉主编，并于1994年荣获全国实用医学创业奖。由于她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作出的突出贡献，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2016年她获得第三届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荣誉。

2017年9月，妈妈走完了她的一生，她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她热爱并奉献一生的妇产科事业。她生前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妇产科成立了王钦明妇产科学奖学金，每年奖励四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妇产科学研究生，如今已是第二届了。

国立贵阳医学院也是我父母相识的地方。当年爸爸是跟着金大雄老师从甘肃兰州省立医院辗转来到贵阳医学院的，在医事职业科做教员，同时做病理科技术员。金大雄当时与爸爸年龄相仿，他1935年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1938年来到刚成立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后，一直从事寄生虫教学工作，在这里执教60多年，为寄生虫教学、科研、防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妈妈回忆，当时爸爸曾在上病理课时辅助学生观察标本或做实验。那时他很年轻，下课后有时还和学生一起打球。因为妈妈念书很用功，深得一些老师的喜欢。妈妈回忆道“金大雄夫妇很看好你爸，李贵真曾对我说，这个人不错。”

贵阳医学院的相识，成就了我父母心心相印、白头偕老的一桩婚姻。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要经历多次的选择。每一次选择也许是偶然的。可有的选择却会影响终生。当年抗战期间就读贵医的学生，他们虽然在战争时期流亡、求学，然而他们又是幸运的，有幸得到当时顶级医学专家的授课，有幸遇到一位热情坚韧的专家型校长。这些医学界的大师们，他们在贵医的时间因种种原因是短暂的，然而却是他们精神、学识用力迸发的一段时间。当时他们正值人生的精力最充沛，学识厚积薄发的阶段，他们把这段时光给了贵医，给了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学子。毕业后他们很快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满载着在贵医所学到的一切，在祖国各地的医学院校和医院里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成为共和国医学史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与老师们一样，用毕生的心血和智慧从事医学事业，赢得了社会发自内心的尊重。仅以我母亲的几位大学同学为例，陈鮇阿姨是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著名的儿科专家；刘美潮阿姨是大连医科大学的妇产科教授；袁佳琴阿姨是世界人工晶体中国天津培训中心创建人、著名的眼科专家，她的爱人步丰驹教授是天津医科大学的著名教授，也是妈妈的同学，还有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姬子卿伯伯是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

在今天贵州医科大学花溪新校区的文化墙里，有一面“教坛先驱”墙，上面雕刻了36位在贵医建校初期的杰出先辈，他們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宛如当初他们在校时的样子。李宗恩、杨济时、朱章赓、王季午、王志均、严镜清、金大雄……

他们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们，注视着这座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学校。这里曾留下了他们在抗战期间最坚韧的一种抵抗和力量。每个从他们身边走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的驻足瞻仰。今天的贵医已经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早已发展壮大了。敬往思来，学校格外珍惜抗战初创时的那段经历，珍视那段曾有的医学界学术大师云集的辉煌，也珍视那些在抗战中就读这所学校的学子们——当年他们毕业后带着母校的传统奔赴四方，如今早已花开大地······

谨以此文献给当年贵医的学生——我亲爱的妈妈和她的同学们

献给我敬仰的李宗恩院长和那些在抗战期间来到贵医的教授专家们

献给一直在贵医辛勤耕耘的所有老师们

献给母亲那代人的年轻校友——今天的贵医学子们

感谢贵州医科大学校史馆的大力协助

冯宁宁          

2019年清明       

参考资料：

（1）《张伯苓谈教育——张伯苓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2）《大学精神——杨东平著》）辽海出版社出版

（3）《贵阳医学院校史1938-2008》贵阳医学院校史编辑委员会

（4）《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贵医校史馆